二者产生的哲学依据具有相通性
文字的产生是个漫长的社会实践的体验过程，是个漫长的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体验过程。以文字为载体的书法也是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古代先贤们认为书法产生的理论依据是先民们朴素辩证的阴阳五行说。历经几千年发展的书法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予以证明，虚实、大小、粗细、浓淡、枯润、顺逆、刚柔、巧拙等无一不是阴阳相对、矛盾相辅相成的道理的朴素体现。这些意蕴深厚的辩证关系使书法从单色调的黑白世界走进了千姿百态、生动美妙的艺术世界。使简单的源于实用的白纸黑字最终成为精深的艺术！
由于围棋和书法产生的年代，先民们对宇宙苍生还处于朦胧和朴素的认知阶段，因此容易把许多事物的产生（不仅是围棋和书法）归于一个源头，或一种原始的崇拜。因此，书法和围棋的产生与当时盛行的阴阳五行之说应该是关系非常密切的。这种相通性也使二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共同的文化底蕴使书法和围棋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许多相通之处
由于书法和围棋起初都是以黑白的形式出现，书法和围棋都强调空间感和布局谋篇，书法横列与竖行上的字的搭配与围棋中各路线上的子力配备上的要求极其相似。“黑白”，在书法上要求的最高境界是邓石如讲的“计白当黑，无笔墨处也是妙境，以虚得实，因虚得实。”于无处求之则此处无墨胜有墨。一幅作品是由黑白两个世界构成的，任何一方处理不当，都将造成整幅作品的不和谐。而围棋在布局阶段，双方将棋子拍到盘上的同时，那种强烈的黑白之间的对比立刻就会显现，如果执黑一方筑起强势，那么其强大的实力就会产生一种震撼力，好像他没有围到的实地也即将成为其囊中之物，对对手产生威慑力。对手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就需要采取侵略或打入等策略。这些手段的实施容易往往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以致执行错误的策略，此时，黑方不就可以“以虚得实”或“因虚得实”了吗？
书理如棋理，很多书法和围棋上的术语是可以互用的。“断续”，在书法上要求或在某几个字的笔画上要笔断意连，或者字与字虽然表面上断开但行气上要一气贯通。围棋上的“断续”问题最典型的表现是棋手的治孤能力。当一块孤棋处于地方重兵的包围中时，最好的办法是利用己方棋形的余味和敌方棋形的漏洞，借尸还魂，利用好自己先前弃掉的子力，使自己的棋貌似要去连此处，却实际上要去断别处。棋盘上的黑白交错，断续横生才使围棋运动的变化越来越丰富，对抗越来越激烈，结果越来越难预测。“刚柔”，书法上笔尖一触到纸面则刚柔同时出现，一件好的作品必须刚柔兼济，柔中寓刚，如褚遂良的字秀美中有刚性，刚中有韧，如钟繇的字古拙中有灵动。王羲之所以称为书圣，是他能将笔画和作品中的刚与柔完美融合的缘故。围棋中的刚是坚韧决然，棋有力量有气魄，行棋时总让对手感到无形的巨大的压力，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柔是飘逸灵动，看似在盘上悬着的几块奄奄一息的孤棋转眼之间就可以产生极强的战斗力，总让对手摸不着思路和目的。因为刚和柔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能将这两种本领融为一体，刚则让对手无还手之力；柔则让对手无处发力。可见书法和围棋对刚柔的要求是统一的，要让矛盾的两个方面和谐地统一于一体中，这本身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的要求。“虚实”，书法中的虚实讲的是整幅作品中几个区域的字群处理或对单字笔画的虚笔和实笔的要求。从整体来看虚实搭配得当可以扩大作品的意境和震撼力。从笔画上来看，实笔是构成整幅作品的基本框架，代表了作品的整体风貌。虚笔是过渡和接应实笔最有效的手段。一个极小但却恰当的虚笔可以激活一个字甚至整篇作品，因此虚笔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突出实笔，也是传承整篇作品真气的途径。从宏观上来看围棋上的虚实结合可以使全局的行棋步调顺畅，增加棋的张力。从微观上来看，虚实是利用子力的变化来打乱对手的判断和节奏。实棋是自己行棋的目的和方向的执行者，每一招实棋拍出后的效果都直接关系整盘棋的胜负。而虚棋则是寻找进攻或防守机会的转换器，一点相对较小的利益如果可以引来对方巨大的兵力，那棋就胜利了一半。因此虚棋就是为了引诱对方的实棋，迷惑和打乱对方的计划，从而可以避实就虚，更好地发挥自己实棋的威力去攻击对方的羸弱之兵。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书法还是围棋，都要求虚实结合，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这样才富有生机和灵动，才能产生更深遂的境界。
共同的文化底蕴使围棋和书法的几次重大发展具有相对同步性
魏晋时期的哲学获得了突破性发展，人对自然、对自身的价值重新进行审视和评价，人类的视野得以空前开阔。人们期望自身价值得到肯定和发挥。魏晋风度、江左风流成为这一时期的代名词。这也是我国书法发展成就最高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围棋也有了决定性的发展，人们将围棋上的线由横竖各十五条或十七条定为现在通用的十九条。使围棋的境界空前扩大，把人们竞智的空间发挥到了极致。魏晋南北朝还开始根据棋艺的高低对棋手分级定品。曹魏时，朝廷在政治上实行九品官人法，围棋的品级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围棋的九品开始是指棋艺所达到的境界，曹魏时的邯郸淳作《艺经》说：“夫围棋有九品。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①由此看见现代的围棋九段制是有渊源的。与之相对的是，关于书法的品级的论述自古有之。如南北朝时庾肩吾的《书品》将书家字分为高、中、低三等，每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形成三等九级。
国力的空前强盛、民族的全面融合、文化的开放性交流使古代艺术在唐朝得到了全面的丰富和发展。从唐太宗始，书法受到空前的礼遇和重视，被作为一项专门的科目列入了科举考试中。唐玄宗喜围棋，所置翰林待诏中，围棋是其一。皇帝设专职的棋待诏，前所未有。“上继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运，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②此后一些皇帝因袭其制。他的翰林待诏中同时也包括书待诏。不仅如此，唐内侍省掖庭局设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众艺包括棋。③《北梦琐言》卷五中记道：“琴棋书画是中国士大夫喜好的四大技艺，唐代不少士大夫深谙其技，琴棋书画率皆精巧。”唐朝张怀瓘的《书估》将书法家的字分为三估九等。“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锺张为中估，羲献为下估。”同是张怀瓘的《书断》又将古人的书法分为神、妙、能三品。
古代的书法家讲究士气，学问之气，书卷气，且大都兼擅琴棋书画，他们从别的艺术形式中寻找书法里所不具有的东西，然后融会到书法中，用自己的线条和笔墨向读者倾诉自己的经历、自己对宇宙苍生的感悟。正是这种认识的多样性使书法艺术百家争鸣，每个书家的特有经历使其每条线都具独特的生命力和个人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