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国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是涵盖各种媒体类型的全媒体机构。 |
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形式，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书院的组织形式和精神对周边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历史上的书院肇始于公元三世纪，形成于盛唐，历经一千多年的变迁和发展。有研究者估计，自唐至清，书院遍布除今西藏外的所有省域，数量至少有7000余所，最杰出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书院。19世纪末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被短视的清政府以“新政”之名，在1902年以行政力量硬性废止。当年许多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胡适先生对此地评论道，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划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他还惊呼，“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指出，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学校的第一个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种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有不同，高材低能，悟解回别，学校则全不管究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性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藐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为办新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学有得。故从研究的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做过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比较教育学家吴康先生还把中国的古代书院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相提并论。书院无论其精神还是它的形式，都是世界文化的宝贵遗产，在当今有着继承、改造和发扬光大的现实价值。
书院作为教育制度虽被废止，在其后绵延不断的战乱年代，犹如几缕游丝飘荡，但香火未绝。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痛定思痛，经过深沉的反思和不断的探索，书院在近年大有蓬勃复兴之势。改革开放初期，教育界有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体制、结构和人才培养的弊病提出了许多质疑并开始寻找解决之道，很自然，目光又重新聚焦在书院上。1984年，北大哲学系的魏常海、王守常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邀请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等老教授出山开讲。1985年，据说八十八岁米寿的梁漱溟先生竟站在那里完成了他自1953年以来的首次公开讲学。中国文化书院成为当时文化热的三大主力推手之一。此后，书院在寂静中又重新悄然兴起，先后诞生了由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的创办的“白鹿书院”、天津文联主席冯骥才执掌的“北洋书院”、学者蒋庆在贵阳开办的“阳明精舍”，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苏州主讲的太湖大学堂等，许多高校也在探讨大学与书院结合的做法，还有一些有文化情怀的商人也在尝试创办书院。
很难想象没有书院的国学，更不能想象没有国学的书院。山东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牟钟鉴先生认为，书院是弘扬国学的一种形式，国学是书院教育的内容。在培育国学人才、养成健全人格、改善社会风尚、传播民族文化上下工夫，它必将得到社会认可，而且有着光明的前途。
书院传统最重要的就是人格的培养。时人多将当下社会中许多丑恶现象归咎为学校教育的缺失，这其中当然很有道理。一个民族道德的养成根本有赖于教育，但教育不仅来自学校，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家庭和社会。中华民族的历代先民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形成的独特的“道德个人”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华，从传统书院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来看，人文关怀、人格培养，就在于将个体人性发展为“与天地合德”的精神气质，这很好地体现出“道德个人”文化的精髓。
目前社会上冠以书院之名的机构五花八门，有的是教育培训机构，有的是文化单位，有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聚会所，有的是旅游观光处，也有的则是人们品茗休闲的会所，不一而足。历史上的书院实际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模式，有的集中在办学，有的在藏书，有的在研究，也有综合的，总之是各有侧重。书院的对象和模式历来是丰富多彩的。
当代书院的功能是什么?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如何“对接”?时下的书院究竟应该讲些什么?书院应当如何适应社会需要?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对此，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认为，“书院是对现行教育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理想的书院教育能打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同时融汇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恢复传统书院的形式并不等于要完全照搬照抄旧式书院的模式，而是去除其糟粕，汲取其菁华，面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建设当代的新型书院。书院决不应走向复古化、形式化、封闭化，更不应孤芳自赏和文化排外，培养出一大批植根于五千年优秀的中华文明、具有当代世界视野，具备跨文化交流与文化对话能力的优秀的国际人才和适应社会普遍需要，具有高尚人文修养的通才。
儒鸿书院是上海的一家民办教育机构，隶属于儒森教育集团。多年来以对外汉语教学和培训对外汉语教师为主业，为外国在华企业等培养了大量能讲汉语、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的外籍员工，同时也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熟练掌握对外汉语教学艺术的优秀教师队伍。
随着我国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增强，外国在华企业的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提升，同时，由于文化导致的误解和冲突也会凸现出来，这些因素也促使外籍人士对中国文化深入理解的欲望日益强烈。
儒鸿书院之所以将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主要是因为在当代一体化的世界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降临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间，它与个人的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
儒鸿书院 “跨文化交际管理”课程，将人才培养的核心立足于提高21世纪中华民族青年一代的人文精神和世界情怀，在文化冲突和大融汇的滚滚洪流中，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会通中外、创造未来。
儒鸿书院跨文化交际管理体系课程设置包含了国学基础——《国学与文化导论——以审美为核心》，核心课程包括跨文化交际艺术、话语沟通艺术、形象与礼仪艺术等，主要以案例分析和中外文化对比的方式，使学员掌握跨文化交际管理实务，提升实践运用能力。国学技艺课程结合中国传统琴、棋、书、画等传统技艺，提高学员个人的综合文化修养。在中国书院的传统中，游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现代意义上的游学，不是一般的旅游加上课堂学习，更有考察、交游、结友、访问和体验之意，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游历中学习和体验，以实现知识的拓展、人生的丰富和人格的提升。游学也是儒鸿书院跨文化交际管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书院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在全世界民族文化日趋交汇融合的时代，现代书院不仅要立足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要主动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宝贵的菁华，儒鸿书院将“跨文化交际”的教育思想引入书院教学，不仅是书院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亮点，也是培养时代通才的创新。
文章来源：新华网 原文链接：http://www.dyxhw.com/2013-4/22/167-5244-2080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