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的跨文化交流，讲中国的感人故事
人有“人缘”，企业有“企业缘”，国家有“国缘”。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碰撞、融合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日趋加深，如何运用跨文化交流智慧，提升公共外交能力，更好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已成为当前政府层面、学者专家及企业管理者以及普通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要有自觉的公共外交的意识——跨文化交流
山东大学官网日期报道，2013年6月17日，齐鲁大讲坛第61期在山东大学知新楼报告厅举行，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赵启正做客大讲坛，结合目前中国外交状况，作了题为“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的报告。
演讲开始，赵启正首先谈到了开拓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当今世界，随着国家间跨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公共外交对一个国家外交事业的开拓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公共外交”这个词汇首次被使用，公共外交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在谈到怎样以公共外交建设国际舆论环境时，赵启正认为，国际间的公共外交是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外交和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两部分组成，且相互弥补。他强调公共外交，人人有责，并分别从企业家是公共外交最有利的承担者、华人华侨是公共外交的天然桥梁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细致的讲解。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文化的有利传播者，我们都有责任以我们自己的故事，还原本真，帮助外国人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赵启正还讲到他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概况性理解，即和谐的理念是中国文化精神，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和谐的理念仍然无法完全传递其中的厚意，他期待能有更好的解读。
赵启正还谈到了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即跨文化交流。他认为，公共外交，公众得有责任，都要有一种自觉性，就是在外国人面前讲中国人的故事。公共外交的实践需要高度的智慧，就是说公共外交的效率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的智慧不够，或者忽略了跨文化，可能就不行。这就要求有比较的眼光、跨文化的交流、不但要会说还要会听、善待媒体。
赵启正认为，跨文化的交流比跨语言的交流更难，并举出外国对于中国龙的误解作为例子，说明了公共外交的必要性以及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对于听众提出的与外国友人的交流仍然有顾虑的问题，赵启正表示目前的中国已经拥有开放的心态，鼓励公众摆脱顾虑，积极主动与外国友人交流，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
用智慧的跨文化交流：其实讲中国的故事才能感动人
在2013年4月7日举行的“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与会专家对跨文化交流与公共外交做了深入探讨。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各大媒体对本次论坛做了相关报道。
近年来，中国对公共外交开始感兴趣，最主要的原因是外国人重视中国，中国也愿意把自己的情况说出去，这是中国公共外交最好的时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在这次论坛上表示，中国公共外交力求通过文明间的对话，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有效开展公共外交，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增强自觉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努力提高沟通能力。
赵启正还强调说，“现在，我们对外交往的时候，常常有个毛病，就是太爱讲‘哲学’，道理说得太多。其实讲中国的故事才能感动人。”
普通公民如何通过跨文化交流参与公共外交？赵启正表示，一个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都要有一种公共外交的自觉，同时，公共外交就是表达你自己身边的真实的中国故事。赵启正同时表示，公共外交也会遇到语言、信仰、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挑战。他说，“公共外交活动一定是跨文化的活动！”
赵启正表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度不够，交流时往往以别国的语言为主，因而我们在表达中国文化时就打了折扣，不是原汁原味。生活习俗也会构成公共外交的障碍，生活习俗并不是法律，影响却更为深远。比如中国人比较孝顺、勤奋、爱劳动，对邻居很和蔼，但也有些习性比较特殊，外国人或者喜欢或者很不喜欢。
更重要的是信仰障碍。很多中国人信佛，但并不自称佛教徒。赵启正说：“美国的神学家路易斯曾对我说，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我很有同感，因为中国人也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信仰，不过我们没有把它归结为宗教信仰，而是文化信仰”。
有人问，宗教信仰有神看着你，文化信仰有谁看着你？赵启正讲到：“我说有很多‘神’看着我，同事、家人、邻居都盯着我，看是否有悖文化信仰。这种信仰的‘神’是看得见、摸得着、能握手的。所以我们不是没有信仰，而是有着更为多样的信仰体系，宗教、文化、政治等等”。
赵启正认为，在开展公共外交时，信仰差异往往会成为障碍，但是一旦说清楚了，这种障碍就可以跨越。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分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共同发展，亚洲的发展和世界的共同发展，都需要公共外交，需要有智慧的跨文化交流。
在这次论坛上，英国48家集团主席麦启安表示，公共外交应该是一种创新的中国对外交流沟通的方法，要和受众进行互动，要了解他们想了解什么，需要什么，找到办法去引导他们，而不应是单方面的对外宣传。
“有时候不一定要完全从正面宣传，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中国解释自己的问题。”库恩基金会主席、《江泽民传》作者库恩在这次论坛上说，“主动介绍自己的问题之后，人们会说，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
（编辑整理：儒鸿书院—国际注册跨文化交际管理师培养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