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艺文作品的形式繁多，内容丰赡，历数千年而积累下来的作品，已成为当今研究茶史的绝好材料。如早于陆羽《茶经》的一封唐人信札，可以毫不费劲地推翻“自陆羽著《茶经》，荼始减一画而成茶”的传统观点；再如汉代印章艺术中“茶”字的出现，可以证明“茶”字的简化，并非始于唐代；李太白的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诗，为第一首咏名茶诗，有人认为是“晒青”的最早记录，通过诗中所描述的制法、品质、出处、功用，可以恢复唐代这一名茶的生产；刘禹锡的《西山兰若试茶歌》中“自傍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等句，成为“炒青”绿茶始于唐代的有力佐证。从一些“斗茶图”、“烹茶图”中，可以真切地看到当时的茶饮器具和方法等。因而，在茶史研究中，引用茶叶艺文中的有关内容作为论证观点的材料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充分体现出茶叶艺文在茶史研究中的“资料库”作用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茶叶文化的发展，与历代艺术家的参与密不可分。单纯的茶叶生产和单一的品饮功能，并不能构成茶叶文化这一学科，只有赋予茶叶以审美上的意义，将茶饮从解渴的日常生活层面上升至精神寄托的高度，这样，茶叶文化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茶叶艺文就是历代文人、艺术家们这种努力的结果和见证。这些艺文作者的身份包括官员、诗人、画家、作家、隐士、僧人乃至工匠。同样的茶，同样的饮法，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的形象则是千姿百态，各臻其妙。
茶叶文化因各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和表现方式，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又因各时代的大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等背景的差异而不相同。这种背景的影响，折射在茶叶艺文作品中，也表现出它的时代性来。像唐代张萱、周昉的一些仕女画中，多描写茶饮的宫廷气氛，这是由于作者多为御用画家，接触到的多为上层阶级人物，不可能出现诸如后来元、明、清时代的画家们创作的“山林气”十足的“烹茶图”。在宋代文人们的诗词唱和与手札往来中，可以看到宋代团饼贡茶是一种深为士大夫阶层所珍爱的礼品，其中，皇帝下赐于大臣，官员以此敬奉双亲、赠于挚友，都体现出一种“敬”的意义来。艺术家的眼睛最善于发现美，他们在常人看来极其普通的茶叶制作、冲饮中发现了一系列美的内涵，并运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将这些美表现出来，于是就有“江水薄煎萍仿佛，越瓯新试雪交加”、“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凭君汲井试烹之，不是人间香味色”等佳句流传下来。除了对茶叶的色、香、味、形的描写，艺术家们更表现出一种品饮过程的审美感受的抒情性格，最为典型的如卢仝“七碗之饮”的吟颂，已成为一首千古绝唱，余音不息。
艺术家们对茶的各方面的表现，无一不体现着他们对茶叶之美的认同和鉴赏，每一件作品，都体现着一种特定的文化心理，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蕴。这些艺文作品既是历代茶文化的成果，也是后来茶文化的继续发展的参照和起点。茶叶艺文作品的整体，又犹如一座“信息库”，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有单一的，也有综合的。在纵向方面，可以“检索”出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轨迹；从横向方面，可以博览茶文化的种种丰富的形式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说，茶叶艺文是中国茶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