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掌故：九姓回鹘可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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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称“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系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三种文字刻写的三体石碑，位于蒙古共和国前杭爱省鄂尔浑河畔哈剌巴剌沙衮地区，即回鹘故城鄂尔都八里、蒙古故城哈剌和林附近。 碑立于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发现时已碎成20余块，文字损毁严重。碑高约350-360厘米，宽176厘米，厚70厘米，转角处宽约5.5厘米。汉文直书，刻于石碑正面左侧，正面19行，左转角1行，碑左侧面估计还有14行，共约34行，每行约78或80字;粟特文直书，刻在碑正面右侧，正面27行，右转角1行，碑右侧面估计尚有17行，共约45行;突厥文横书，刻在碑阴，大约116行，每行约70或75字。 1889年，俄国探险队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发现此碑，并盗走两块。1890年，芬兰考察队海开勒(H.Heikel)光顾此碑，并拍摄了碑文。
1891年，俄国再次派出拉德洛夫(W.W.Radloff)率领鄂尔浑考察队制作出新的拓本。翌年，俄国驻华公使把这一新拓本送交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考释和林三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鹘可汗碑)。洪钧将此交予在此任职的沈曾植，沈曾植撰写跋文，此即“总理衙门书”，是此碑的早期研究。随后荷兰学者施古德(G.Schlegel)、德国学者缪勒(F.W.K.Müller)、汉森、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日本学者安部健夫、羽田亨等分别进行了解读。中国方面继沈曾植之后又有李文田、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进一步研究。近些年来，美国学者哈密顿，尤其是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吉田丰对石碑碎片及其各国拓本做了全面的整理复原和系统研究。 石碑的不同拓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可参考林梅村、陈凌、王海诚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都存有石碑的拓片。 据碑铭汉文的铭刻，立碑者为回鹘内宰相颉于伽思，汉文的撰写人为伊难主和莫贺达干。据学者们的研究，此碑记述回鹘汗室先世葛勒可汗(公元747年—公元759年在位)、牟羽可汗(公元759年—公元780年在位)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牟羽可汗从中原引入摩尼教，回鹘人改变了旧的萨满教信仰，摩尼教远播漠北，西达天山;回鹘保义可汗(公元808年—公元821年在位)出兵西域，与吐蕃展开斗争，协助唐王朝保卫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龟兹(今新疆库车)。此碑是唐与回鹘友好关系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