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在遭遇西方现代性的冷酷而烈火般的冲击之后，已成为另一番景象了。至于这个冲击所带来的后果，我不想讲，也不好讲，那是另一篇大文章，先放下。在此，我只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谈谈我理想中的汉语。而这样的汉语在今天的中国文学中已十分珍稀了，不过同时于2003年总算找到了两个足以谈论的理想汉语之文本：一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二是杨键的《暮晚》。这两本书是我继《枕草子》（一本我秘密推崇的书，曾通过我的口头传播影响过众多文人）之后读到的另两本震动我的书。从此，这两本书及这两个人一直萦怀我心，总想有一天能专门著文论说，可每每提笔又因思绪繁杂而搁笔。我首次并举二人是在一篇访谈文章中，那是回答马铃薯兄弟有关被忽略的中国诗人的问题，我说：“尤其是杨键，他带给我的震动犹如胡兰成的《今生今世》，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只有这两个人给我带来另一种真正汉语的惊喜。”（1）这是一个论断，讨论并未展开，因我知道要谈论二人的汉语之美（当然也是指真正汉语的惊喜）谈何容易。但今日既然要谈，就尽力谈来吧，权当抛砖引玉也行。
我曾于1985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一首好诗应该有百分之三十的独创性，百分之七十的传统。”我甚至一度把这句话当作我诗观的核心或信条。至今我依然认为一种美丽而理想的汉语应该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汉语，传统汉语部分应占百分之六十，因考虑到现代汉语已有近百年的传统，所以上升至百分之四十。诗人陆忆敏也曾说过一句类似的颇有见地的话：八十年代的青年诗人有很重要的一个审美倾向：一是崇洋，另一个就是尚古。（2）如果我们说尚古便是传统，那么它在陆忆敏的眼中至少占了二分之一的重量。至于T.S.艾略特那篇人人必读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传统的论述在此不必摘引了。传统从不是一个死东西，就看你怎么运用。但运用之妙至关重要，它关乎汉语之美的正确呈现，否则就弄成了一个伪古典。下面我们来看胡、杨二人是如何在传统中呈现汉语之美的。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虽由散文、随笔形式写成，但读来完全是诗的，尤其是整本书的前一百三十九页，可谓字字皆是古典珍珠，中国乡村的诗意在他笔下几抵神仙世界，因此我更乐意称作者为诗人，他的文字当然亦是最上乘的诗歌。每每读罢他诗一般的文字，我都不禁掩卷长叹：在胡先生面前，我辈居然舞文弄墨，居然作诗。顺便说一句得罪张爱玲迷的一句话：我觉得本书《民国女子》一节倒可以跳过不读而并不影响整本书的汉风之美。
说到胡兰成的汉风之美，其实也有一个中华传统的背景并非完全别开生面。中国文学历来都有这么一个气象，即和平、恬淡、殷实、享乐，即便有悲哀但也文雅而不抱怨，更不会紧张（须知紧张属西洋文学），当然更无深仇大恨，而且完全取消攻击性。这一路向之诗人墨客不在少数，近人如丰子恺、林语堂，部分周作人（主要指他译的《枕草子》），而古人却有白居易、李渔、袁枚等。这些人对于胡兰成来说已构成一个伟大的传统，当然也是他的文学资源，但他并无“影响的焦虑”。他虽不读艾略特，可也天生懂得传统的现在性，深知在传统的风景里加点什么或减点什么，为此他在书写中国乡村之美时，才能够比前人更流连光景、缠绵风月并在细节上胜出一筹。
如上所述，胡兰成禀承了中国文化正脉之一种（另一种属杨键，见后），他从不为悲苦所扰，要么化苦为美，要么就享受有限的人生，即便遇到大祸大难，他也持以温润从容的态度。如写落难逃亡途中在温州一节，危机只淡淡隐去，作者仅一心一意地体味：“因为忧患是这样的真。但我亦随缘喜乐。”（3）接下来他还要细细地把玩着光阴里与爱人秀美相处的幸福：“这迎春而非迎神，真有好意思。顷刻之间，果觉庭树房栊，连堂前灶下，连人的眉梢，连衣柜角隅里，都是春来到了，如同亲人，处处都是他。”（4）汉人之爱真点点滴滴俱在矣，岂有被捕去坐牢或杀头的惊恐。读到此处我不免又想到清人沈复（胡兰成的另一个文学源头）在《浮生六记?闲情记趣》中写他与芸如何在贫苦之中享受那仅有的一点欢乐：“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将移居者然。”胡兰成正是在此意义上深谙了林语堂所说的“生活的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第二本能和宗教。”一个艺术家只要流连其间，日夜浸淫，便可修正果。另外，胡兰成早年的江南生活及后来飘零日本的生活又恰好造就了他的文笔既有古朴清雅的汉风之美亦有东洋《枕草子》式的美。
赵毅衡曾经说过，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只有卞之琳与张爱玲两人，能够做到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最佳水平“取齐”。在未读到胡兰成之前我基本赞成这一说法，之后，我却认为胡兰成高于张爱玲。当然胡兰成的汉语同样是已经过五四新文学洗礼后的汉语，但即便如此，他笔下的汉语仍然具有某种魔法，既非古文，也绝非当时一般文人所用的现代汉语。他的汉语初看若空谷来风，细察自有出处，其传统文化的比例至少占了百分之六十。这里我们来读一段有关他自己对汉语之美来历的现身说法：
中国向来是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其间也有荣华富贵与忧患贫苦，但是都像昆曲与平剧里的：“富，富得有贵气，穷，穷得有志气，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这个“气”字就是从大自然的息而来。平剧里一个小偷，还比西洋的绅士可爱。旧剧里李三娘落难，多得小叔子照应她，她在戏台上唱“那有情有义小叔叔”，真是惊心动魄。我多爱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若说爱国，这就是我的爱国。（5）
正是在这种富贵贫穷、饮食男女之中，胡兰成体悟了并破译出了汉语之美平和中正的密码，在这些平凡点滴的事理之中，他感受到了一种人生本质的归宿以及各安其命的泛宗教情怀，为此他精研了他的生活并使之化为美丽的（既坚贞又有点柔弱的）汉人的艺术。
江弱水曾在评说胡兰成时说过一句名言：“其人可废，其文却不可因人而废。”我对此说却不以为然，须知无此人何来其文。正如胡兰成本人在《礼乐文章》中所说：“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人世的是礼乐风景。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6)胡兰成就这样生活并锻炼在这温婉清嘉的人世风景里。他是人文双修，尤其是人生，没有这个基础何来其文，而文不必与道德混同。说到底，人与文又岂能分别？犹如鱼与水怎能分别？或舞与舞者怎能分别？胡兰成是一个深切懂得此生有涯的诗人，一个分分秒秒都在挽留光景的诗人，一个天生的与其他所有当时的诗人大不同的诗人。他对中国乡间之美的发现（后面还将讨论）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第一人，仅此一点我认为他已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人物。
作者： 柏桦
